口罩背后的制造大国的工业哲学

 2020年2月11日，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健康码在杭州率先推出，用“红黄绿”三色二维码作为数字化健康证明，居民和来杭人员只需上钉钉或支付宝领取，绿码可凭码通行，红码和黄码需按规定隔离并健康打卡。

健康码得以迅速推广，本质上是人和信息的紧密结合

健康码的出现，居民不再需要重复填报健康表格，高速路口和小区卡口工作人员也更加便利，实现了“无接触式”查验，降低了感染风险。按照杭州市政府发布的企业复工申报指南，企业复工需要在钉钉上申报，在审核通过之后，企业员工每天也需要在钉钉上进行健康打卡。

因为种种的优点，健康码在全国迅速得到广泛应用，截至2月24日，健康码已在全国近200个地市上线。

健康码上线之后，我和阿里钉钉CEO无招通了个不长的电话，主要是他在说健康码的思路和经过，但这个过程中，我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念头亮了——我突然意识到健康码这个产品的成功，其实顺应了一个在过去10年缓慢发生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人和信息不再是原来分离的状态，正在融为一体。

“强信息人”的时代

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变化。因为在过去的成千上万年时间里，我们都是和信息处于分离状态，自身产生、携带和可分享的信息是非常少的。可以说，整个世界的架构，其实都是在人和信息分离的前提下搭建的。从语言、文字的出现，到印刷术、电报、电话、互联网的发明，都是为了让人能更好地找到信息。

克劳德·香农在1948年奠定信息理论基础的论文《通信的数据理论》里就写到：“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一点精确地或者紧似地复现在另一点所选取的讯息。这些讯息往往都带有意义。”想想唐僧师徒一行为了取经要走十万八千里，就知道那时人和信息分离的情况有多严重了。

之前有很多书籍和文章都在谈论因为广泛的连接，而给社会和世界带来的改变——改变不仅是因为你可以在手机上观看视频，更是因为你为什么可以在手机上看视频。而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智能手机几乎成为地球上几十亿人身上突然增加的一个信息器官。

从对人类的改变来说，这相当于一个发生在最近十年内的巨大基因突变，人类自身一下可以自己生成、携带、共享（主动和被动都包括）相当于过去无数倍的海量信息，正在成为网络里面一个愈发强力的节点，完全可以把现在的自己称为“强信息人”。要知道，根据技术史学家乔治·戴森（ George Dyson）收集的数据，在 1953年 3月，世界上只有 53K字节的高速存储空间（ RAM）。今天，我们裤兜里随便一个手机的存储空间就是这个数字的10万倍。

在欧洲，GDPR将产生可识别个人数据的人视为“数据主体”（data subject），其实也是从法律上认定并保护了信息与人的高度融合这一现实。

杭州市委副书记在接受白岩松在《新闻1+1》 中的采访时，曾专门提及健康——健康码的评判来源于三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空间，根据疫情风险程度，杭州市的大数据公司按照有关数据已经可以精确到乡镇（街道）；第二个维度是时间，某人去过疫区的次数以及时间的长短，这个与传染路径有关联；第三个是人际关系维度，与密切接人员接触状态等个人有效信息，量化赋分后最终生成相应的三色码。这充分说明了现在很多信息只有互相连接起来时，才是完整的或是有用的。

最近这几年，我们的身上早已被贴上了无数层密密麻麻的数字标签，人和信息早已经紧密地融合为一体。领导提及的三个维度，都是我们随身携带、唾手可得的信息，而生成的健康码，其实又成为新的信息和标签。

10年前，我们可以9点打开电脑，5点关掉它；现在是手机持续开着，我们定时睡觉和醒来。

当我们身上贴了足够多的标签时，标签已经开始和外界频繁互动，且可以反作用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知到自己已经和信息融为一体了。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感受一下——10年前，我们可以9点打开电脑，5点关掉它；现在是手机持续开着，我们定时睡觉和醒来。

有一本书《第七感》，里面谈到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将这种物种进化过程中的突变称为“间断平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即世界从一种均衡态跳入另一种均衡态，永无回头之时。古尔德主要是指恐龙的灭绝，实际上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思考历史。

我们可能正处在这个时刻。其实中国移动支付的普及，也是人和信息不断融合的结果。只是这个过程太长了，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渐变。而健康码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防控疫情有很大帮助，更是因为时间很短，帮助我们感知到了发生在身边的巨大变化。

爬出经验的河流

《第七感》有句话非常带感——20世纪 20年代华尔街的拓扑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人在特定的某一天正好去了交易大厅。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任何一个系统都包括三种构成要件：要素、连接、功能或目标，因为连接的改变，人作为这个系统里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一位农民从农奴变成市民，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前景、教与学的能力也会随之改变。这一变革触发了欧洲社会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和动荡，世界也因此重新布局。当一个人结合了不同的信息，放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他可以释放的能量，起到的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都要保持对变化高度警醒，因为变化的巨流改道，会淹没众多曾经信赖的路径。

美军特种作战的实践和数字化师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一个士兵结合了不间断的通讯，更清晰且通过卫星和侦察机持续更新的地图、随时随地的空中甚至太空支援，甚至透过墙壁和其他阻碍探测敌军的热感应器的时候，他的作战效率和战场规则，和过往成千上万需要层级调动指挥的只会服从的士兵，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都要保持对变化高度警醒，因为变化的巨流改道，会淹没众多曾经信赖的路径。

这次疫情，湖北政府在初期的手足无措、漏洞百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强信息人的出现，传播已经改变，每个人都有能力向外发出足够大的声音，但防疫和政府治理体系却没有跟上。

对企业来说，这次疫情的停摆，真正摧毁了一些传统的入口和行为习惯，结合信息和人高度融合的现状，加速了很多变化的到来。人类的习惯往往比感知转变得更快，疫情期间所做的很多不得已的变化，有很多都会在未来留下深刻的痕迹，新力量正毫不留情地对旧架构施加巨大的压力。

作为企业家，要想处理好未来强信息人员工和客户的关系，大可借鉴美军特种部队的支撑体系，和云计算架构给出的思路——那就是围绕着强节点，建立去层级、分布式、网络化的连接体系。这一次疫情，也同样有一些企业，例如林清轩，借助远程协同、在线销售，发挥一线员工的能动性，反而取得意想不到效果，这就可以视作正确的释放了强信息人员工的能量。其实，他们的能量就在那里，只是疫情给了他们机会——就像米开朗基罗说的那样——我只是把大卫从石头里释放出来。

健康码是个被忽视的奇点事件

健康码这个产品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幸运，更应该是一种顺利成章

同样，健康码这个产品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幸运，更应该是一种顺利成章。回头看看钉钉的历次版本的升级，会发现其实钉钉一直在调试人和信息的关系。健康码的成功，只是找到了最适合的产品形态，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场景下，把这种关系呈现了出来。

钉钉最开始的特色功能“Ding”，成功地让自己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化，但也因此招到一些“反人性”的质疑。无招的解释是，“Ding”这个功能最初的设置目的，就是希望信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到达正确的人。

的确，定位于工作场景的钉钉，对抗的是人的惰性。但回头看看“钉“的想法，还是没有脱离开人和信息分离的惯性思维，还是有中心化、层级化思维的影子，所以动作还是有些僵硬，也因此才会有质疑，有反弹。

不过随后钉钉团队在频繁的产品迭代中，持续引入审批、签到、工作方式、以及最新5.0发布的在线办公室、圈子等新功能，在不停地探索人和信息结合的最顺畅的场景。更重要的是，钉钉天生是一个通信平台，所有的发力其实都是做好连接和信息汇集，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去层级的、分布式开放平台，给了用户很多创新的空间。

例如复星集团就曾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系统到底服务于谁，是员工还是领导？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复星要应对多文化、多时区，多企业的管理挑战，这个提法，哪怕是在3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而目前复星在钉钉上形成的开放式的新型组织形式——员工实时在线，打破边界，信息不加工，不过滤完全透明——追求的是适应性和效率，是典型的“失控”，而不是控制带来的安全感觉。这样灵活柔软且实时在线的组织，在面对现在越来越频繁的市场巨变时，就会从容很多。

以前应用最多的企业级管理系统，还是最早MRPII、ERP以流程为中心的设计思路，追求的是控制和有序，人和数据围绕着流程转；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崛起，以数据为中心的系统建设思路抬头，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数据中台火爆一时的原因。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真正以人（包括员工、客户、上下游合作伙伴）为中心的系统会涌现出来，去进一步释放人的价值呢？

这样一来，一个企业会越来越具有生态的样子，在失控无序和敏捷复杂之间找到平衡。但是这样做的代价也是明显的——系统是无法被精确地设计的，同时也很难被完全控制——前几天钉钉被小学生恶作剧打一星求饶的事件，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00后生下来就是强信息人，是数字化的原住民。而钉钉对于孩子们的得体回复，也可以看作是和全新用户打交道的实验。

但这样以人为中心的分布式网络化架构，最大的好处是很容易达成泛组织、跨组织数字化协同联动，这次健康码达成的“政府-企业-员工”，以及招致小学生恶搞的在线教育“政府-学校-班级-学生”，其实就是非常好的协同案例。

无招自己也表示，健康码给他带来很多新的启发：“以前钉钉数据在线讲得比较多，没有意识到社会、城市、区县、乡村、小区街道、企业等组织全面在线化带来的深层次社会变革，今天我们从钉钉的健康码，钉钉的码上复工中开始突然有了体感。在线意味着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都数字化了，每一个人的公开行为和组织执行过程都成为一个数字片段，组织和人、人和行为、组织和政策、政策和组织执行（被管理者和管理者的行为）都通过数字化变成了一个在线的虚拟镜像，而且是实时的镜像。你想象一下如果决策者坐在这个镜像面前，还能实时操作政策的变更，立刻看到变更的结果，实时分析实时优化，这个社会的进化速度会不会几何倍数的增长？”

“集中-分散”是永恒的矛盾和循环，也是推动网络进化的力量之源——连接的发达趋向集中，而节点的强大则带来分散，而网络就是在这样“集中-分散“的角力中不断前进演化的。

在一个网络里，“集中-分散”是永恒的矛盾和循环，也是推动网络进化的力量之源——连接的发达趋向集中，而节点的强大则带来分散，而网络就是在这样“集中-分散“的角力中不断前进演化的。在这样的模式里，钉钉代表的就是日益发达的连接，而每个强信息人就是新的节点，这种新的连接和节点融合在一起带来的科学、透明、公开、高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大组织、大社会信息传递的低效和歪曲，执行的不透明和不统一，阶层人群的不平等形成的网络张力，会对旧结构带来巨大冲击。

这些都是技术带来的进步和普惠，在这个基础上，新数字化体系正在萌芽，一个个未来的在线数字化经济体会孕育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钉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在未来可能会超越淘宝带来的社会价值。

同时，因为信息和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信息安全和隐私问题，科技与治理的问题，也会成为未来极其重要且敏感的议题。这也是个宏大的话题，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来源：亿欧网

新冠疫情会给家居行业带来多大的影响？2020年春节之后，这个问题在众多家居人脑海中盘旋。为了探寻答案，找到应对之策，北京商报特围绕来自经销商、厂商、企业的不同人物进行独家采访，推出以《疫情下的家居业》为题的系列策划。

在一系列采访中中，北京商报分别采访了运营着欧派、顾家家居、梦天木门等家居大牌的大商梵华怡居北京大区总经理姚刚，运营绿盾中天门窗北京市场的北京晨月宜居公司副总经理万德杰，在北京管理着两家门店的大信家居北京直营店经理刘永伟，以他们的故事映射众多站在市场一线的家居经销商状态，以及他们最大的期待。

“希望卖场能以更大的商业智慧助我们共度难关”

连姚刚都感觉到了焦虑。

姚刚掌舵的梵华怡居北京大区是京城家居市场罕见的大商巨头，运营着欧派、顾家家居、梦天木门等家居大牌，在北京有近百家实体门店，遍布各大建材市场，甚至涵盖全部远郊县区，经营总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

庞大的市场触角之下，是不菲的租金，所有门店年租金超1.2亿元！

2020年春节，为抗击疫情，家居卖场一再延期开业，春节假期一再延长。姚刚应该已经结束了一个寻常而惬意的春节假期，或者已经在岗，或者在返京的路上。这场疫情，让他难得有了一个超长假期，与常住北京的老婆孩子一起在湖南老家与父母尽享天伦之乐，也让他第一次在假期期间就感到了比工作状态下更深的焦虑：疫情何时控制住？什么时候能够正常开展工作？

急于工作，是因为形势严峻。红星美凯龙宣布免租一个月，众多经销商欢呼不已，但是对于梵华怡居这样的“巨无霸”体量来说，减压效果实在有限。“我们在北京红星美凯龙有23家店面，减免一个月租金确实能减少一部分压力，我们表示感谢。但如果疫情不能尽快控制住，不仅2月份没法正常营业，还会导致接下来整个一季度甚至二季度都会出现很大的经营压力和现实风险，形势非常严峻，情况不容乐观，希望各大卖场都能体谅广大商户的现实困难，以更大的商业智慧帮助我们共度难关。”

在期待卖场支援共度难关的同时，梵华怡居自身也在为备战疫情带来的变化做准备。

安排了专门人员每天跟踪统计所有员工实时动态，每天召开电话、视频会议，就接下来工作如何开展内部进行探讨。“这次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对接下来传统行业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员工的安全和企业的生存问题是摆在眼前的头等大事。”姚刚认为，面对疫情的冲击，很多企业的原有经营模式都会面临挑战，企业要想在接下来发展得更好，就要不断調整、升级，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和行业的变化。待疫情结束后，优秀的企业会迎来新的转机，所以这也是梵华怡居内部自我调整升级的好机会。

对于2020年接下来的日子，姚刚认为这将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但无论如何，总会好起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疫情早日结束，愿所有的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大家携起手来共同面对眼前的困难，就一定能够跨过难关，赢在未来！”

“假如所有卖场都能有减免政策……”

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万德杰，迟迟未能等到开工的信号，压力愈来愈大。

2020年1月19日上午，开车回山东老家的万德杰第一次从广播听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没想过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也不在意。

此前，他一直在忙着带团队，规划新一年的战略。2019年10月份，他刚刚接手绿盾中天门窗北京分公司的运营，经过三个月的调整，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尤其是定完2020年的战略目标，他踌躇满志，准备开工后大干一场。

1月20日，当钟南山提出“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时，万德杰也没怎么恐慌，“觉得这肯定是可控的。”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大量的网络舆论爆发，同时老家山东也开始进入戒备状态，他开始觉察到问题的严峻。他第一反应是员工的安全，于第一时间给员工群发了通知，确认大家的健康状态，并提醒大家做好自我防护。1月27日，当看到各个卖场延迟开业的通知陆续发出又陆续延后，压力一下子上来了。“第一季度的目标怎么办？”

绿盾中天门窗现在在北京共有11家门店，总营业面积近1000平方米，月度总租金接近50万元，加上平时的营销活动费用，平均月度固定费用近百万元，这还不包括人员费用支出。尤其是对于门窗这一品类，从店面销售，测量，安装等都需要到岗完成，一旦没有销售支撑，长期延迟开业带来压力“几乎是令人窒息的！”

红星美凯龙免租一个月的消息，让万德杰内心的焦虑“瞬间减轻一些”，但是压力依旧在。11家门店中，除了2家在红星美凯龙，还有3家在装饰公司等渠道展厅、6家在居然之家。他坦言，“假如所有卖场包括居然之家在内都能有减免政策，能缓解我们一半的压力。毕竟企业面对的不仅是卖场的租金，还要承担所有团队人员的开支，要面对疫情过后市场的反应周期等，一切都是未知的负荷！”

压力虽然巨大，万德杰也在和团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做好疫情防护。“我们已经通知所有店面销售人员同客户联系，将测量和安装时间延期到3月1日。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也要为客户负责，宁可少十单，绝不给客户传递一丝危险。”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万德杰认为很难预计，但相信会好起来。“红星美凯龙等卖场作出的免租政策，让大家看到了行业共担风雨的凝聚力。居然之家作为建材家居领军卖场，在疫情严重时捐款2000万元支援武汉，相信接下来对所有居然之家的商户也会有更好的政策出现。在这个特殊时期，所有的企业和国家都是一体的。”

“每个月租金占固定成本的76%……”

比起大商，普通的一线经销商压力可能更大，房租占成本的比例也更高。

疫情发生得太突然，让刘永伟措手不及。

刘永伟管理着大信家居在北京的两家门店，一家在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店，一家在集美家居定慧桥店，每个月开支25万元，在所有成本中，每个月租金需要19万元，占固定成本的76%。“在销售旺季，我管理的门店单月销售额能达到200万元，同卖场中排名前二。”经营好时，房租自然没什么压力，但疫情持续，让他压力越来越大。

2020年1月18日，刘永伟自驾从北京回到老家河南新乡市，准备过春节，第二天就看到了湖北武汉有关疫情的报道。1月23日早上10点，武汉封城，紧接着湖北其他城市也宣布封城，各省相继发布延迟复工通知。

1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除必需行业外，各企业2月10日上班”，但出于各方面考虑，刘永伟所在的大信家居宣布将正常复工时间从2月10日推迟到2月20日，刘永伟的心情逐渐从担忧转为焦虑。“疫情发展的态势尚不明朗，若再有延迟，那么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将会受影响。”刘永伟担心道，“从复工到正式卖货，还需要时间，当时心里挺空旷的。”

他粗略估算了一下，最早也得3月15日之后才能卖出货，“现在不像‘五一’、‘十一’，有结婚、急着住新房的，即使有也会因为疫情而往后拖，所以就算商场开了门，估计也没人逛”。除了门店租金以外，复工人员不齐也是一大问题，这两家门店包括销售员、设计师和安装工在内，加起来有40多人，一部分是北京本地的员工，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地，外地人员返京后不能马上到岗，需要“自行在外隔离14天”。

“对家居经销商来说，每年2月的生意本身就不好做，如果3月再受影响，等于两个月没有什么收入，损失巨大。”刘永伟虽然嘴上说着“生意可以不做，抗击疫情是大事”，但面对这个月的经营压力，仍然信心不足。

刘永伟只是众多受疫情影响的经销商中的一个。大信家居在北京有20多个经销商，市区里加上郊区共有30多家店面，大部分都是加盟商。加盟商一旦受到打击，将影响到工厂的生产。如果工厂少开工一个月，损失将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业现有的资金只够维持一个月。好消息是，1月29日，红星美凯龙宣布自营家居商场减租一个月，让经销商的压力减轻了不小。

门店暂时不能开，大信家居便加大了线上服务力度。刘永伟向北京商报记者展示了一个368人的“大信定制家具咨询”微信群，2月2日上午9时许，一位消费者正在向设计师询问如何做厨房吊柜，有工作人员进行解答，像这样的微信群一共有4个，每天都有互动。“业主将小区户型图交给设计师，设计师用软件提前设计，提前沟通方案、预算报价，足不出户就能带来订单。”刘永伟希望，疫情过后，2020年家居大环境能比2019年好一些。（来源：北京商报）